付费墙模式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不牢靠的假设，那就是如果所有的读者都能像消费者一样对待，那么报纸出版商除了在总体上把关之外，就无需为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而阈值收费模式使这种可能性破灭。单一的付费用户所带来的收入是位于中间层级的、收看广告的读者所带来的收入的数百倍。这符合纸质出版物混搭销售内容的逻辑——将每个事物的一个小侧面呈现在每个人面前，另附上大量广告信息。
这也引发了两个新问题：我们最忠实的用户需要的是什么？有什么能将最频繁访问的读者转化为我们的忠实用户？由一些东西将阻碍这些期望的实现：更多的广告，更多的小道传闻，更多多家报刊转载的内容。这对于主流报纸来说无疑是一个新兴领域，他们通常通过统计人头数而非用户参与度作为他们主要的商业度量标准。
名人不良行径的内容往往能吸引到破纪录的访问量，但这些读者根本不是忠实用户。与此同时，那些达到阈值后缴纳了费用的用户，很明显就是那些忠实用户，他们不只是将报纸视为获取有趣文章的临时来源，而是将浏览这些报纸作为一个基本的习惯，这些报纸的持续存在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不论当天所提供的新闻内容是什么。
在探讨为何最忠实的读者群体会愿意为阅读《泰晤士报》的内容付费的问题时，费里克斯•萨尔蒙（Felix Salmon）是这么描述一些由用户叙述的动机的：“我喜欢这个产品，了解其所涉及的生存机制，并希望其能存续下去”以及“我认为确保《纽约时报》的高质量是事关整个国家荣誉的大事。”现如今，想必从此刻起，这些读者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低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有这样体会的读者通常为数不多，这个事实在过去的纸质混搭销售方式下被掩藏了，但却在设置了付费墙之后变得尤为凸显。在报纸放弃了标准的付费墙收费策略之后，其就是舍弃了将售卖新闻内容作为一种简单的交易方式，与此同时，其必须具备一些足以吸引读者的非经济动机：忠诚度，感恩之情，对于其使命的奉献热情，认同感，有冲动将阅读这份报纸作为一种习惯而不是一次交易。
如今大都市报纸更多地采纳了这种阈值设置方式——如纽约、芝加哥、明尼阿波里斯等。然而，更多的报纸都不像是明尼阿波里斯的《明星论坛报》，更多的报纸正如同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报道者》（Reporter）一般，发行量仅为20000份甚至更少，并且这些小报的内容多数是从美联社和美国媒体那儿购买来的。这些报纸所拥有的原创内容微乎其微，并且他们也可能找不到可以有效赢利的临界阈值点，因为他们读者群中的百分之几只能按十位数来计算，而不是以千数计。
换句话说，本地新闻报道恐怕就是当地报纸独家新闻的唯一内容形式了，因此也可以想象出一种良性循环，至少对于一些小报纸来说，那就是由一些有本土化情节浓重的市民介入其中，由他们来为报纸买单，以此让当地新闻报道的覆盖量有所提升，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新闻。
哪些行为是当下的核心用户渴望获得的回馈？或者，他们对于那些报纸的要求是什么？想要获知这些信息似乎有些为时过早。他们很有可能会立即就要求要比那些未付费的读者收到更少的干扰广告。他们或许会通过让报纸文章的评论部分变得更为活跃来回馈这份报纸。然而，最为戏剧化的改变在于，较之位于中间层级的读者，那些达到付费阈值的用户几乎可以肯定是对政治更感兴趣、更像是忠诚的党派拥护人。
在这个国家，对于好的记者来说从未存在一个大众市场。过去存在的是一个对于平面广告而言的大众市场，加之对于由娱乐资讯、各家言论和其他信息构成的实体组合产品而言的大众市场；这些内容配上少量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内容，共同组成了一份报纸。
在这个大众市场中，那些参与政治讨论的读者的观点并不那么重要，那些查看星座信息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他们。这正合广告商之意，他们通常偏爱那些属于政治中间派和远离政治纷争形象的报纸，所以最理想的做法是不要疏远这些潜在的顾客。但是，当这些对热衷于探讨政治事件的读者是仅有的付费用户之时，这些读者的言论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而此时，报纸就会与广告商所追求的那种类型的用户群相矛盾。
想让这类用户的经济价值大到足以影响报纸的组织形式，这还需要等待更长一段时间。至少对于当下来说，在用户支持方面最有前景的实验意味着以放弃大众口味来换取事业激情。目前正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将看到报纸将如何回馈其最为忠实的顾客群以换来自己的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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