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著作权法修订引争议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听取修改建议和意见。该草案一经公布，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进行翻唱的规定，让音乐人炸开了锅，包括汪峰、高晓松、李广平、宋柯、小柯等歌手和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质疑和愤怒。音乐人刘欢甚至表示：草案通过之时就是业界灭顶之日。
而对于出版业者来说，新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将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标准从原来的50万元上限提高到100万元，并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功能，但增加的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集体管理的内容却引发了出版人“被代表”的忧虑。对此，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解释道：“集体管理不是代理，是信托关系，是管理会员自己难以行使的权利，目的是使权利人利益最大化。著作权人如果不想让别人管理，只需在发表时公开声明即可。而延伸性集体管理的出发点主要是解决海量作品授权和众多作者无法行使著作权也希望有组织帮助处理问题。”
7月6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唱片业诉求得到基本满足。而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延伸性集体管理，新稿也明确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同时保留了权利人书面声明不得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规定，增加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平等对待所有权利人的规定。
7.出版界规范学术出版
近年来，学界浮躁之风、出版平庸浮泛之状愈演愈烈，一些学术出版项目“给钱就上马”；一些顶着“高水准学术专著”头衔的图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速成；一些明明缺乏学术规范和学术价值的出版物，却在学者和出版社之间看不见的“利益链条”上呱呱落地。有知名学府教授表示：“现在学术工作成果的数量越来越多，印的是越来越漂亮，但垃圾的比例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高。”
8月，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学术出版上海论坛上指出，规范学术出版是基础性工作，“出版业只有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才有条件和基础繁荣我们的文化，促进对外文化的交流，引领我们的学术风气”。9月，总署向全国出版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要求出版单位应加强学术著作选题论证，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学者对相关选题进行评估并探索匿名评审办法，强调引文、注释等学术著作重要组成部分要执行国家标准，并将学术出版规范问题纳入评奖、评级等各评价机制中。
在美国，从事学术著作写作的学者对《芝加哥手册》了如指掌。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手册，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各个细节。自1906年诞生以来，它已经成为美国出版界对学术来稿要求最常用的标准。而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时间点，中国学术出版也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手册》，才能把好出版的门槛，健全出版的评价，保护学术出版的价值。浙江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等一批知名学术出版社正在订立学术图书出版规范，对学术著作出版的标准、书稿学术质量的论证、交稿的程序、编辑的环节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假以时日，国内学术出版，必将步入规范化的崭新时代。
8.书博会首推十大读书人物评选
读书人因为读书而受到褒奖进而成为新闻人物，这是在银川举办的第2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的一大亮点。首届“2012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评选活动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部门联合开展，本报和首都出版发行联盟具体承办。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各地新闻出版局、读书节活动组委会和各级媒体、相关机构联合推荐出80余位初选候选人，又经本报编辑部两轮筛选，最终由评委会评出10位获奖者。
颁奖仪式上，在说到“十大读书人物”的事迹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如数家珍，他本人就参与了这次的终评，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深有感触地说，80余位候选人的事迹都很感人，让评委很难取舍。10位获奖者中，有30年坚持自学、最终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四川富顺县农民陈炳金；有身残志坚、在书籍中汲取力量、战胜病魔把握自身命运的宁夏永宁县农民陆梦蝶；有致力于将学校办成“图书馆里的学校”的广东深圳后海小学前校长袁晓峰；有倾其所有创办农村公益图书室惠及乡民的海南定安农民孙衍吾。与他们同时获奖的山西武乡小学教师段晋保、甘肃兰州市第一家民间公益图书馆创办人刘易、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2007级学生刘白光、浙江杭州仁和街道云会村退休教师庞汝勋、新疆洛浦县布亚乡欧吐拉昆孜村村民肉孜买买提·卡德尔、黑龙江大庆退休教师赵振钧，也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评选“十大读书人物”，让全社会看到了阅读有着改变命运的力量，通过榜样的号召力，鼓励更多人走进书海，品位书香，也让更多人意识到：阅读的人，才是一个有希望的人；阅读的民族，才是一个有未来的民族。
9.三联书店八十大寿，中华书局百年诞辰
自邹韬奋先生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已经走过八十年的历程。这个出版品牌之所以能跨越世纪，在于其“特别强调文化坚守，强调出版的质量和品位，强调为读者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今年也迎来了百年诞辰。创始人陆费逵所说“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仍在耳畔，中华书局的奉献与敬业精神，使其铸成十年一剑之《辞海》，数十年成就之标点本《二十四史》。几近偏执的精品意识和视质量为生命的出版理念，培育出学术文化界独一无二的“中华情结”。
3月和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别致信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向全体员工和离退休老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纵观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之所以屹立不倒，老树长青，皆在于对出版品牌核心价值的坚持。三联书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中华书局的古籍类经典，在读者心中成为金字招牌。而这金字招牌需要一代又一代出版人悉心维护，更需要掌舵者抛却短线利益，忘记眼前诱惑，把目光放长远，以百年老店的标准来考虑每一个经营决定。
10.出版集团异业合作频仍
2月6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与太原钢铁集团在太原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特色优势，在公司制改造、企业管理、资本运营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3月1日，山东出版集团与山东移动通信公司在济南战略签约，双方在实施产业信息化工程建设、创建数字化产业服务平台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4月，由中国电信江苏公司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打造的中国电信江苏凤凰云计算中心项目建设启动。该项目坐落于南京，全面建成后可容纳4000个机架，具备近10万台服务器的托管能力，将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云计算中心。5月，中国出版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南方出版传媒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等八家单位，与天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签署MPR数字出版战略合作协议，力图捕捉MPR复合数字出版技术的商机。6月，青岛出版集团与海尔集团就双方业已达成的互联网终端战略合作正式签约，发力数字出版业务。借助青岛市电子制造业发达的独特优势，双方商定共同研发运营数字出版发布平台。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联手推出的牡丹书缘联名信用卡，截至今年，发卡量已突破百万。
异业合作并非是中国书业的新鲜词汇，在2012年，它的意义被深化、凸显出来。面对数字出版时代，出版集团与移动运营商深度合作，目的是为了把握手机阅读这一发展迅速的市场，发挥自己的内容提供商优势。而进军云计算领域，更是向前一步，放眼文化与IT产业的新趋势，占领多元化发展的新高地。青岛出版集团与海尔的合作，则更具互补性，把出版集团的软实力和海尔设计制造的硬实力结合在一起，是发展数字出版的高招。一系列的异业合作，表明出版集团急切盼望对自身不足进行弥补，急切寻求能够放大自身优势的合作方。合作表明了出版集团对跨行业合作的开放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我国出版业整体利润水平较低，出版业集中度不够，出版集团在文化大生态、大链条中仍未处于强势地位。如果出版集团对跨界人才有足够吸引力，有充足的资金作为后盾，开发数字出版渠道等前景广阔的业务，有何必通过“合作”来进行？在国外，企鹅等出版巨头，多是通过自己开发或者收购来获得数字出版销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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