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版社的“新”，在于非营利型的投资回报模式。出版社在运营上与一般商业出版社无异，只是其利润所得要全部再投入给出版社，因此可以合法获得基金会或机构、个人的资助。安德列说：“很多年前我就相信，应该有一种类型的出版社，不必为股票所有者赚钱。我相信总会有人做，但没想到是我。”
非营利型出版社在美国已有多年历史，但大多隶属大学或宗教组织。一旦新出版社将之引入商业出版，一下子启发了社会的想象力，人们纷纷效法，数目和多样性有增无减，尽管绝大多数是小型乃至超小型出版社，却大大丰富了独立出版的景观。现在，新出版社每年都能得到五十万至一百万美元的资助，加上年销售额五百万美元，足以维持一个二十人的小型出版社每年出版八十种新书。就这样，安德列和新出版社坚守了十六年，霍布斯鲍姆、乔姆斯基等大作者一直是它的支持者，美国特有的基金会环境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这十六年间，出版业的产业生态却在日益恶化中。大型连锁书店巴恩斯•诺布抢走了独立书店的生意，沃尔玛超市又抢走了巴恩斯•诺布的生意；以《洛杉矶时报》星期日书评版为代表的全美一半报纸的书评版都因广告不继而停刊，剩下的即便是《纽约时报》书评版，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权威性；广播节目中只有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对书有兴趣，电视中与书有关的节目也只有奥普拉一枝独秀，但她和她的读者只对人生话题有回应；各种与书有关的奖项，无论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书评家奖，还是普利策奖、诺贝尔奖，加到一起，都赶不上奥普拉的市场号召力。唯一能给独立出版社带来上升的销售曲线、惺惺相惜的读者群，乃至对未来的信心的，只剩下亚马逊和互联网。
一个无情的数据是：全美五万六千家独立出版社（包括营利与非营利）生产的78%的图书品种，销售额仅占市场总额的20%。也就是说，全美图书销量的80%都来自五大跨国传媒集团旗下的大型出版社。
小的是美的，小的也是艰难的。在新出版社幸存的同时，多少小型出版社在自生自灭，而幸存者的日子又何其艰难。
可眼前这个幸存者依然精神十足。或许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已进行了很久，他取来两杯水。
曼哈顿已是黄昏。我留意到书墙上有道金色的光带，像舞台的追光，扫过密林般的书脊。安德列说那是他保存出版过的每一本样书。这些样书像一段段结绳记事的编年史，保存了美国半个世纪来出版业的信息。遥想当年，他的脚下曾是行业的大船，那船从他的父辈和整个西方知识传统中驶来，赶上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时代，曾有过一番乘风逐浪的气象。其后，大船易主大潮转向，他首当其冲并断然出走，选择了小船，选择了逆流，继续他的航行，越行越孤独。转眼间，翩翩少年已是苍苍老者。
出版：精英的行业，还是众生平等的行业
其后，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兰登书屋的早期并购仅仅是一场大戏的开头，安德列和他的万神殿战友们所扮演的，更像是大戏中必备的叛逆英雄的角色。
二十一世纪开头几年，我曾追踪过国际传媒集团对美国出版业的并购案，发现这原来是个超级简单的游戏：一律是出得起大价钱的外国（德、法、澳）传媒巨头，或受困于语言局限（德语、法语市场）、或受制于出身局限（澳大利亚英语市场）而渴慕北美这个全球最大的英语市场，而他们盯上的全都是一目了然的本地美女。于是，只见有数的美国最大、最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公司一个接一个名花有主：一九二五年创办的兰登书屋九十年代被纽豪斯转手卖给了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九二四年成立的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先是卖给了派拉蒙集团，又随后者一起卖给了维亚康姆；一九四六年创办的法拉•斯特劳斯及吉洛克斯出版社卖给了德国霍尔茨布林克出版集团；一八一九年创办的哈泼•考林斯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
这一轮并购重组统统是全方位的，纵向是电视、报纸、杂志、图书、互联网的立体整合，横向则是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些跨国传媒集团都对中国市场有不同程度的进取，战绩因中国政府这个超级玩家的存在而有胜有负。而在美国，跨国集团兵锋所至，无不所向披靡，一路上还伴有零星的抵抗运动，令这场大戏更见悲壮。
年前刚好发生一个事件：默多克亲自延揽的哈泼•考林斯出版社大编辑朱迪斯•里根策划了一本新书，内容是前美式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虚拟自白《假如我杀了我的前妻，我会怎么杀》，引发了传媒出版界的巨大抗议声浪，就连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电视网内部也发生了抵制播放辛普森专访的情况。迫于压力，默多克不得不公开道歉，销毁图书，解雇编辑。
与安德列谈及此事，他惋惜地说：“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它被并购后的转向也是最惊人的。如果你比较它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书目，会发现每十年都会发生一次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书一路被抛弃，书目中越来越多短命的廉价畅销书。现在，在他们的意识里，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事实是，朱迪斯的办公室就设在好莱坞。”
传统出版人最难忍受的，恐怕就是精英出版业变成大众娱乐业的附庸。
传统欧美出版业一向是“观念的行业”，奉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为尊，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那时的出版人相信：超前的观念一开始只能为少数人接受，因此好书不获利是理所当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观念逐渐获得广泛认可，出版物中就必然会产生畅销书，其高额利润便可覆盖亏损。换言之，出版人的工作就是：发现新作者，使他们经典化，继续发现新作者。如此，以一份自给自足的生意，而能为人类整体催生和保育文化创造力和精神价值，这令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职业满足感。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之前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只有3%—4%，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息，而出版人仍能乐在其中。当然更不难解释，为什么出版被称作“绅士的生意”，因为它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
当出版业进入以管理为中心的时代，出版人不必再是饱读诗书的人，也不再富有对于大众的启蒙使命。读者想看什么就应该提供什么， 市场才是检验图书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出版业和其他行业不再有什么不同，书就是商品，追求利润天经地义。被其他行业普遍采用的管理技术，如严格划分产品类别、追求规模效益等，无一例外都该应用于图书生产，绩效考核则以盈亏表上的数字说话。如果有些书卖得多，那必然是对的。如果集团化是大势所趋，当然是只能进不能退。
“可是，当利润率压力高到10%—15%的时候，出版的性质就被彻底改变了。”安德列断然地说。
“如今，出版集团的公司文化已经和任何公司的文化没什么不同。年轻编辑比的不再是谁能发现新作者，而是比谁能花出去高额预付金。匪夷所思的是出版业居然也崇尚起豪华宴会和豪华轿车来，一年两度的销售会甚至要到百慕大去开。贝塔斯曼的公司简报中称，贝塔斯曼总部有四千名会计，比编辑多出许多倍。”
安德列随即总结道：“如果说，出版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变化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一点也不夸张，尤其在英语出版业，而英语世界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
客厅里光线转暗，我该告辞了。我很少搜集签名，但这次，我请安德列在我几年前买下的那本《出版业》上签字。窗外的曼哈顿已经影像模糊。半个世纪来，这个岛上的独立书店已从三百五十家减少到三十余家，剩下的还能活多久呢？转回头来，安德列已在扉页上写下：“给Qi，我如今的出版人。”我把这当成一种老式的恭维，而时代大潮早已浩浩荡荡，淹没了这个行业曾经看重的那些细节。
送我到电梯时，安德列似乎又想起什么，停下来，严肃地说：“若干年前，我曾想召开一个会议，和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讲一讲，如何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而不是学习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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