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运用小型数字印装一体化设备和网络，架构国际性数字出版、印刷、发行一体化结构体系，探索和形成以网络为通道，小型数字印装一体化设备为节点的国内和国际跨媒、跨业、跨界联营产业模式。综合利用B-TO-B和B-TO-C打破单一的集中物流传播方式，将集中物流和分散物流相结合，降低出版、发行商运输仓储成本，减少中间环节，实施订单生产，满足个性化阅读，缩短出版商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调剂读者急需等，也将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打开传播通道。
三是建设中国出版资源数据库。中国出版资源数据库应成为国家级、权威性、永久性的数字化内容资源体系。笔者认为，其建设基本策略当为国家立标准、设结构，全行业参与，分散存储。采用统一设计，统一结构，建立数据库查询、检索、调度体系；确定统一标准，统一格式，各出版商或联合或独立存储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实行无偿入库，有偿使用；自主定价，自助交易运行模式。利用互联网完成总数据库与出版商资源分库对接，实现与国内外通信平台运行商集中对接，分头销售。
四是进一步依托国家级中国出版资源数据库，设立中国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建设国际化数字版权交易系统平台，探索建立版权期货交易模式或实行国内外对价自助交易。
五是适应数字信息时代出版发展的客观需要，综合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整体规划、分步建设全国新闻出版生产和管理信息系统。对编印发各环节实施全程动态控制，最终实现出版生产、管理的全程信息化服务功能。不断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禁止非法、违规和盗版行为，增强产业发展预见性、引导性，获得发展、管理、服务的主动权。
新思维助出版人应对新考验
数字化信息时代，并非人类社会信息化进步最终、最完美的时代，数字信息传播的局限性在数字出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使得出版人面临着新考验。
其一，当今社会，网络已成为出版商内容信息流通的硬件平台，虽然这个平台需要软硬件系统化构建、支撑和运行，但相对于内容信息流转而言，还是具有硬件平台特征。而与硬平台服务相比，内容传播无疑具有“软服务”的特征，软服务利润蕴藏在硬服务利润之中，软服务的效益实现对硬服务有很强的依赖性。硬服务效益直接又显见，软服务效益间接并相对隐秘，因此，能否利用好通信传播平台为内容服务，把握传播主导权，实现扩大市场与坚守巩固阵地的统一，是出版人面对的考验之一。
其二，目前各类开发软件都规定了成型软件的格式，用以保护利益，其中虽有其合理因素，也有技术规范的作用，但长此以往，格式文件五花八门、“我行我素”，甚至互设壁垒、互相封锁，无疑抬高了读者的进入门槛，进而影响了业界的互通、互助、共享、共赢，为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内容资源大流通与广泛传播树立了障碍。数字出版条件下，能否统一相关文件格式是对出版人的另一个考验。
其三，数字信息的可复制性，数字文件的可重复使用等，在提供创作便利、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为抄袭、盗版提供了方便。内容信息的权益保护和广泛传播已成为产业发展的两难，特别是数字技术为盗版提供了方便，影响了原创收益，打击了原创积极性，也阻碍了产业的顺畅发展，这是对出版人最严峻、最关键的一大考验。
对于上述矛盾与问题的解决方案，笔者以为解铃还须系铃人，由“数字”引起的问题终究要用“数字”来解决。
以盗版问题为例，基本解决方案是将著作权、版权信息编码隐含在每一个数字编码中，每一条文字、音频、图像信息都包含著作权、出版权信息，并实施基本编码和产品整体随机加密。读者付费下载后的产品即可解密，但在流通过程之中，任意传播、阅读、欣赏行为都可循迹版权等信息，内容信息成为唯一原创归属，使盗版运作无所遁形。同时，对规范平台运行可辅以盗版识别和剔除系统，实施全程正版传播，像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一样成为准入要件；采取将正版鉴别作为数字版权认证、数字版权交易等行为的基本前提等措施。此外，针对这个方案带来的数据量增大的问题，可以考虑通过提高数字技术压缩水平、将著作权信息在授权出版时解除，成品出版物中仅含版权信息等方式来解决。在源头上限制抄袭、盗版，将从根本上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去除障碍，疏通瓶颈。
人类信息革命的脚步，绝不会止于数字信息时代，经过数字信息时代逐步实现生物信息时代将成为人类进步的趋势。而数字化信息是当代和未来信息革命的基本信息，是未来信息革命的数据基础。面向未来，出版人肩负着积累、传承世界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从社会进步到科学发展都要求出版人自觉接纳数字出版的新理念、主动追求数字出版的新动态与新趋势，不断创新思路、创新行动才能取得战略主动和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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