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说：“图书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利益和生存，所以民营出版企业普遍重视质量管理，基本都建立了三审三校制度，加上园区的质检和总编审读，可以说是‘五审五校’。有的书都已经出片了，又发现了小问题，就打回去重做。”
朱大平说，公司在内部成立了一个质检中心，中心负责人有一票否决权，哪怕是他(董事长)说可以过，质检中心说不行，那就不能过。国家规定的图书差错率是万分之一，但公司规定的标准是万分之零点五。
选题精准、市场嗅觉敏锐、编校质量高——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民营出版企业在畅销书领域攻城略地，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目前，仅北京一地的民营出版机构就多达5000余家，约占全国的45%；年策划出版图书5万多种，约占北京地区出版图书总量的40%；聚集了一大批高端领军人才，从业人员近10万人。
3. 政策风险是最大风险 营商环境犹待持续改善
张泉说：“民营文化企业能够做大做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这些年在相关政策上的开明和开放。”
从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到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到今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民营企业作为“新兴文化生产力”进入出版领域的限制越来越少，民营出版从下游的发行复制开始，逐渐进入上游的内容生产。在教辅读物和大众出版两个领域，民营书业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
但与国有出版企业相比，民营书业所能享受到的政策“红利”少得可怜。前者所能享受到的税费减免、政府补贴、国家项目、人才保障、上市融资等，都是后者难以获取的。而且，一旦国家政策出现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民营书业。对此，张泉感受颇深。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规定将对中小学教辅实行政府指导价。在“限价令”之后，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从本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因此，能否进入省级的教辅目录，就成了民营教辅企业性命攸关的大事。
“出台这些政策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中小学教辅存在的过多过滥、价格虚高的问题，我非常支持国家开展治理行动。”但目前随着各省成立出版集团，地方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普遍倾向于选择本省自己出版的教辅。外地教辅要么把发行权交给当地发行企业，要么就别想进入。张泉说，“公平的市场竞争，我们并不怕，我们相信自己产品的质量。”
文化企业的税负过重也是一个问题。一位民营书业负责人最近为了“走出去”，在美国投资创建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向律师咨询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如何交的时候，律师问他一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他说大概10万美元，家里有四口人。没想到律师肯定地对他说，“你一分钱的个人所得税也不用交，因为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才2.5万美元，不需要缴税。”而在国内，仅去年他的个人所得税就交了20万元。
评论
收藏
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