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土数字出版产业更快成长，而不是在保护下永远生存。”张晓明说，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带来的根本作用是能够冲破所谓体制障碍。因此，在政策制度上也应尽快对技术的广泛应用予以放开。
张晓明认为，数字出版是一个覆盖前端内容生产、终端数字化制作和传播、后端市场消费的产业链条。针对当前前端内容生产在制度建设上缺陷过大的现状，必须制定政策，突破体制，放开内容生产以应对数字出版带来的挑战。
三方面着手实施扶持政策
“实现数字出版产业做大做强，应针对数字出版结构划分的三部分，分别着手实施扶持政策。”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对本报记者解释说，与实体书出版结构相类似，数字出版同样可大致分为三部分，即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这三部分对政策的需求并不完全一样。
首先是大众出版部分，其范畴包括文学、娱乐、音乐、电影、电视剧以及广义上的网络游戏等出版内容。宋建武表示，针对这部分的扶持政策需要根据数字出版特点，体现出对版权保护和促进版权交易的兼顾。
“这部分的重要问题是版权交易速度很慢，导致从事数字出版的机构很难快速完成版权交易，继而影响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宋建武认为，为此，在加大版权保护的同时，应搭建版权交易平台促进版权交易，同时创新多样化交易形式；还要更多地发挥数字出版运营商的角色作用，杜绝行政部门在版权交易中牟取利益，实现版权保护和保全交易的平衡。
其次，对于专业出版部分。宋建武介绍，目前的数字专业出版依旧缺少整体平台，专业数字出版机构仍处于相对较散，实力较弱的境况。
“专业出版领域同样存在版权保护和信息流通间的矛盾。”宋建武认为，应该区分专业出版版权和一般出版版权，使专业出版版权更加开放，即一改当前对专业出版版权过度保护的现状，促使其在更大程度上开放版权。
第三是教育出版。宋建武说，目前教育出版领域的实体出版基本是由几大传统出版社垄断，且教育出版也成为出版业的一块大“肥肉”。但在数字平台上，传统出版社明显缺乏积极性。
为此，宋建武建议，一方面，应开发新型可替代教科书的电子阅读设备，借以控制成本，减轻学生负担；另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放开市场，允许其他机构进入到教育出版领域，激发传统出版社发展数字出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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