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出新，再创辉煌
在中华书局许多老编辑心中，上世纪80年代是中华书局又一个“黄金十年”。现任总编辑徐俊回忆说，当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读者如同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新知，中华书局的图书销量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册。钱钟书的《管锥编》、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王力的《古汉语词典》等大师名著则进一步提升了中华书局的声誉。
“但当时我们的编辑思路和体制机制尚有很大不足，比如有读者写信问我们，为什么《唐诗三百首》没有简体字版？为什么《论语》只有一个版本？有作者问我们，为什么稿子压了几年还没出版？我们当时还是铅字印刷，生产能力有限，极大地影响了出版周期。”徐俊说，正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跟上时代变迁的步伐，导致中华书局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了“最艰难的时期”。1990年，中华书局赢利额下滑到新时期以来的最低点87万元；而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指标曾达100万至200万元。
为了扭转困境，中华书局开始探索多元化路线，除教辅之外，旅游、时尚类图书也纷纷上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2003年，中华书局赢利总额仅有96.75万元。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王府井的一幢大楼里办公。过年时，商务印书馆发苹果，中华书局发萝卜，两厢对照，令中华书局员工备受刺激。从1997年开始的6年里，书局100多位员工有近一半选择了离开。百年老店，就要这样黯然消失吗？
2003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中华书局也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书局内部最大、最深刻的一场改革。
回忆起2003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那场决定命运的研讨会，现任总经理李岩依然很激动。“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总结各方意见，提炼出一个‘守正出新’的概念，令我们猛然醒悟。”李岩说，“守正”就是做主业、走正路，“出新”就是顺应时代和读者需求。具体而言就是在坚持中华书局的学术传统、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向相关、相近领域纵向拓展，形成适应市场和读者需求的多层次的出书格局。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华书局调整了原有的编辑部门，成立了大众读物编辑室和文化读物编辑室，大胆起用了一批有朝气、有才华的年轻编辑。而此时机遇也对中华书局青睐有加。一股传统文化热正随着《百家讲坛》的热播而在全国升温。中华书局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号，积极与阎崇年等主讲人联系，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责任编辑宋志军说，因为担心赔本，第一版只印了5000册，没想到几天就销售一空。该书成为中华书局试水畅销书的“处女作”截至2012年2月底，累计加印30次、销量50万册。
“投石问路”的成功使中华书局认识到历史普及性读物市场广阔，书局必须巩固优势，扩大市场。于是《正说明朝十六帝》等10本“正说”系列迅速问世，读者反应强烈。2006年，中华书局的发货码洋超过了1.8亿元，一举摆脱困境。
随后的《于丹〈论语〉心得》则进一步巩固了中华书局的市场化探索。这本书首印就是20万，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时，9小时签售1万册，读者排起的长龙迫使警方出动大批警力维持秩序。如果不是因为担心读者安全，签售提前结束，该书的当日销量还会更高。即便如此，中华书局已经创造了“奇迹”。至今，《于丹〈论语〉心得》销售超过530万册，成为国内第一畅销书。
在大力挖掘畅销书的同时，中华书局进一步加强了和学术界的联系，规划了“中华学术文库”等项目，一批中青年学者的优秀作品，如李零的《兵以诈立》、阎步克的《服周之冕》、唐晓峰的《从混沌到秩序》、葛兆光的《宅兹中国》等的出版，延续了学界与中华书局的“中华情”，也展现了中华书局的实力与风采。2011年，历时30年编撰的皇皇36册《中华民国史》完整面世，成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磅献礼，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00年前，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100年后的今天，在中华书局简朴依旧的办公室里，李岩仍在引用和强调这句话。“陆费逵先生的这一出版理念不会因为百年时光而过时。相反，它永远是中华书局未来发展的指针。一部好的作品，如果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即便没有商业前途，出版人也应该出版。”李岩说：“对我们而言，中华书局的声誉和地位，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所在。我们要永远把它放在第一位，决不放弃。”
以开启民智为己任，以传承中华文化为担当，以推动民族进步为依归。100年过去了，中华书局依旧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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