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绝存亡，引入新知
学者余英时在给中华书局百年的贺词中写道：“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回望历史，此言可谓不刊之论。
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由其典籍承载，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近世以来，在欧风美雨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有式微之象，如何在新时代里保存典籍，不仅事关国故，更关系提振民族自信。
100年来，中华书局始终把整理和出版中华典籍视为己任，不遗余力，成就斐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倾尽全力整理出版了规模庞大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部备要》。1958年，随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中华书局成为以古籍为重点的专业出版社，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集百位专家之力，历时20年，即使经历“文革”那段混乱不堪的岁月，也未曾稍辍，使这一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圆满完成。在高峰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总数占全国古籍年出版量的40%以上、出口量的1/3。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古籍工作的重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能在古籍出版领域续写辉煌的关键，离开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很难想象那些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能顺利完成。”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华书局的渊源可谓深远。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李达、潘汉年、茅盾、田汉、郭沫若等，或为作者，或为编辑，而与中华书局结缘。中华书局是20世纪初期敢于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少数几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其中，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影响深远，显示了中华书局非凡的勇气和眼光。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毛泽东选集》也由中华书局承印。
续绝存亡、引入新知，正是百年来中华书局以出版文化献身国家进步事业的写照。
100年来，中华书局在出版质量上严格把关，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以至于许多学者把在中华书局出书视为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肯定。学者曹道衡说，“中华书局的学风笃实谨严，出版的书刊质量高，把稿子交给中华书局最为放心。”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精审细校已经成为中华书局的“基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这一点始终未改。长期服务中华书局的左舜生在谈到他当年做编辑时说：“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点击观看文章影视作品《黑狐》、《白蛇传说》）至少也要经过三个人过目。”即使抗战时期，他们对教科书，“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字字润色，从接稿到出版，历时3年。慢工出细活，该书初版27500册，迅速销售一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精耕细作，嘉惠学林。中华书局的图书、杂志滋养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和作家。1922年创刊的儿童读物《小朋友》（周刊）首发就达20万册，最高发行量达120万，读者遍及中国、南洋和日本。作家金庸、吴小如等都曾回忆，这本图文并茂的杂志是他们童年最爱的读物，引导他们走上了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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